今年10 月15日是習仲勛叔叔誕辰108周年。謹以此文懷念他在馬欄的戰斗歲月，紀念他的豐功偉績和父輩們的珍貴友誼。

01

1926年春，不到13歲習叔叔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富平縣莊里鎮立誠學校，成為該校為數不多的公費學生之一, 習叔叔少年有志、勇敢無畏，入學不久即加入了立誠青年社，隨后加入了共青團，是當時學校年齡最小的團員和黨團組織骨干分子。在立誠學校，大伯白振江烈士、父親白充江（后因革命需要，改名白浪滔、王恒治）和習叔叔三人一見如故，在時任富平黨團負責人嚴木三老師的教育引導下，走上了革命道路，由此開啟了他們三人貫穿一生的革命情誼。

小時候，父親常給我講他們和習叔叔一起鬧革命的故事。習叔叔自幼文筆出眾，時任學生會會長的大伯那時候稱他為小諸葛，在校期間，為了喚醒更多民眾參與民族救亡運動，習叔叔和大伯等人組織學生在學校編排了《北伐》等許多特色話報劇，由文筆好的習叔叔撰寫小劇本，并走向街頭進行表演，他們還聯合當地開明士紳、民團和群眾共同發起驅逐反動軍閥麻振武勢力的運動，以各種形式的活動向學生和群眾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在面對國民黨當局血腥鎮壓學生運動時，大伯、習叔叔慷慨而作“赤血流成平等路，白骨筑成自由花?！币灾鸵粋€新社會成為他們踐行革命的勵志銘。

當時，嚴木三老師在富平縣城北門王家巷的老宅是學校召開黨團組織會議的一個站點，他經常利用課余時間，帶領習叔叔、大伯、父親及胡景鐸、宋文梅、董子平等黨、團員和進步學生，有組織地到莊里北邊的董家莊、景家窯、三條溝等地向農民宣傳演講，傳播革命思想，號召農民抗糧抗捐，反對土豪劣紳。一次，他們組織了100多名進步學生發動農民集會，對莊里鎮經常欺壓百姓、無惡不作、民憤極大的惡霸地主張積德進行批斗，并舉行游行示威。習叔叔和大伯等人帶領部分學生和農民劉維漢等人砸碎了張積德家大門上的金字匾，幫助受害農民聯名告狀，迫使當局關押了張積德，清算出四百大洋贓款，交由立誠學校充作辦學經費。農運就是這樣一點點組織起來并發展壯大的，在富平就有一萬多農民參與“五抗”和罷耕“交農”斗爭。這些在學生時代充滿昂揚青春的經歷在父親老年時期仍向我們后代不斷提及。

后來，由于富平黨團組織暴露，嚴木三老師被校方提前解聘，被迫離校，習叔叔、董子平等學生隨嚴木三老師去別的學校繼續上學，大伯、父親等被黨組織派往渭北地區開展農運、兵變工作，雖然他們后來奔赴不同地方開展革命，但革命的目的都是殊途同歸。習叔叔后來組織了兩當兵變，和劉志丹、謝子長等人先后在照金、南梁建立了陜甘邊革命根據地，成為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奠基人之一，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人。父親白充江按照黨組織的安排，在家鄉臨潼擔任地下黨組織負責人，從事地下革命活動，后來習叔叔擔任關中分委書記后，就專門把斗爭經驗豐富的父親調到馬欄工作，一起并肩戰斗。而大伯于1929年通過中央軍委負責人周恩來、南京地下黨負責人冷少農這條隱蔽戰線派下去，在湖北陽新、大冶領導策反我爺爺生前擔任過訓練教官的胡景翼舊部兵變時，壯烈犧牲。該兵變1930年被中央軍委高度評價為“模范式兵變”，并向全國推廣。

02

旬邑馬欄，是習叔叔和我的父母親一直魂牽夢繞的地方，這里有他們青春革命的奮斗足跡，有對老區人民不舍的情懷。晚年的習叔叔在回顧他的革命生涯時曾動情地對人說：“旬邑是我的第二故鄉”。

關中特區是習叔叔一手創建的第一個特區，后來改稱關中分區，從1936年到1942年，他先后在這里主政長達6年時間，這6年時間，他傾注了全部心力，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1937年和1941年，習叔叔先后在這里開展了兩次普選，他根據邊區群眾文化落后，居住分散等實際，采用了背站投豆、燒香點洞、流動票箱等許多方便群眾的辦法，大大激發了廣大群眾的政治熱情和民主思想。有許多地方在選舉之日，男女老幼齊出動，積極參加選舉投票，邊區廣大婦女也沖破舊的習慣勢力的束縛，穿上新裝，成群結伴，像過節一樣出來參加選舉，在分區有些地方，投票率達到95%以上。在習叔叔調離關中后，關中分區的民主氛圍已經蔚然成風，到1945年8月的第三次民主普選中，我的父親王恒治(白充江、白浪滔）被民選為馬欄市市長。當時的《關中報》記錄了整個選舉過程，他很榮幸地成為我黨歷史上首位被民選的市長，和時任馬欄區委書記的習仲愷叔叔一起合作共事，治理馬欄，建設馬欄。在習仲勛叔叔的領導下，關中分區呈現出政治開明、風清氣正、欣欣向榮的景象，被譽為邊區民主根據地建設的樣板。而習叔叔也經過關中分區的歷練，使他從“年輕有為”到“爐火純青”，為他后來主政廣東，在深圳小漁村“殺出一條血路”，創建深圳特區積累了執政經驗。

習叔叔是黨的群眾領袖，黨員干部學習的楷模。 他常說：“沒有群眾的支持，就沒有我們的一切，只要是為群眾好的，都可以大膽去做去嘗試，有什么事情我來承擔”。在馬欄，習叔叔模范踐行黨的群眾路線，他走遍了旬邑的山山水水、溝溝坎坎，同旬邑群眾結下了深厚感情，從而真正成長為一名黨的群眾領袖。他對于事關群眾切身利益的無論大事小事，都十分關心，經常告誡黨的干部戰士“要注意言行舉止，遵守群眾紀律”。旬邑馬家堡一位群眾生娃時難產，情況危急，他得知后，即派警衛員幫忙請來大夫，買了藥品，使嬰兒順利出生，母子平安。在旬邑陽坡頭，檢查邊防工作返回途中，路遇一崴了腳的老農，他易馬換擔，讓老農騎自己的馬，自己擔著老農的擔子直到回到機關駐地。關中分區在大生產的時候，分區機關開辦農場沒有農具和耕牛，習仲勛給群眾朋友寫信借用，群眾不僅提供了農具，就連玉米、豆子、洋芋種子都無償提供，還說：“只要是仲勛說的，我們一定要幫?！?

在旬邑期間，習叔叔認窮苦農民的子女李芳嬋、馬白狗為干女兒、干娃，和旬邑的張治平、張清益、李樹楨、姚春桂、張廷富等人結下了深情厚誼，他親自出席分區戰士穆廣元父親三周年“點主”儀式，主持審理職田青村群眾姚憲章和姚宗弟的“一棵樹”官司，還時常帶領馬家堡的社火隊到旬邑縣城表演，曾登上馬欄的大禮堂給群眾唱秦腔戲，解放后已是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他仍非常喜歡穿旬邑的布鞋……習叔叔已全身心將自己融入這片他熱愛的土地，把勤勞敦厚的旬邑人民當成骨肉兄弟來看待，旬邑這片土地和旬邑人民已經成為他生命中的情感依托。1942年底，在習叔叔調離關中分區時，黨組織在鑒定中給予他“黨的寶貴的群眾領袖”的高度評價，毛主席也曾高度評價他“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習叔叔用一生實踐書寫“群眾路線”四個大字，至今仍然是黨員干部學習的楷模。

習叔叔是黨中央的堅定支持者，馬欄紅色抗日堡壘的建設者。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對陜甘寧邊區進行了經濟封鎖和軍事圍剿，習叔叔在馬欄堅決貫徹毛澤東提出的“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經濟財政工作總方針，迅速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父母時常對我說：“西北局對黨和國家作的三大貢獻，一是交公糧最多；二是在建國后考慮到國家困難，干部定工資級別時全國最低；三是工作作風最好”?；叵肫鹚麄冊隈R欄的革命生活，他們總有說不完的話。當時條件艱苦，開荒種地都是習叔叔他們黨員干部帶頭，帶領黨政軍民學，向荒山開戰，習叔叔堅持每天和普通干部一起從溝里往塬上扛柴。同志們勸他休息時，他卻說：我們都是勞動者，參加這點體力勞動要比戰場上的同志輕松得多。他們在前方流血犧牲，我們勞動磨破點皮算什么？在他的領導下，至1942年，關中各級機關開荒1987畝，糧食增產433石，部隊開荒1.2萬畝，糧食增產3300石，到1944年，分區軍民共開荒36.28萬畝，分區出現了“前囤子凸堆，后囤子滿”的豐收景象，不僅基本實現糧食自給，粉碎了國民黨的經濟封鎖，還部分保障了黨中央的糧食供給。在分區大生產中，習叔叔特別強調發展各種形式的勞動互助組織，要堅持群眾自愿、實事求是，反對形式主義，在他倡導下，關中分區各種形式的“變工隊”、“扎工隊”、“請牛隊”、“伙種隊”、“唐將班子”等勞動合作組織應運而生，“義倉”模式從馬欄走向邊區。他很注重在大生產運動中培養和發現勞動模范，專門在馬欄駐地建起了七孔石橋、千人大禮堂、大生產展覽室，關中分區出現了馮云鵬、田榮貴、張清益、石明德等邊區勞動模范。

在發展生產的同時，習叔叔始終不忘剛來關中時期中央領導人對他的殷殷囑托，在面對國民黨從東西南三面軍事包圍圍剿的惡劣環境下，他帶領關中軍民開展了“有理有利有節”的反磨擦斗爭，阻止了國民黨蓄意已久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維護了來之不易的國共合作抗日大局。1941年，陜西省委、山西省委、河南省委相繼搬到馬欄后，習叔叔就專門把斗爭經驗豐富的父親調到馬欄工作，化名王恒治，來籌建安全檢查站、公安局，他要求父親必須把南大門守成銅墻鐵壁，并建立通往白區的秘密運輸線，源源不斷的把戰備物資和重要人士送往延安。這些舉措不僅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惡意磨擦和蠶食等破壞活動，而且牢牢把守住了陜甘寧邊區的南大門，保衛了陜北和黨中央。毛主席曾給習叔叔親筆題詞“黨的利益在第一位”，以資鼓勵。1945年7月末8月初，抗戰即將進入尾聲的時候，國民黨就急于發動內戰，搶奪勝利果實，國民黨率先在關中分區最南端的爺臺山挑起了戰爭，毛主席緊急調深諳關中地形和風土人情的習叔叔回馬欄擔任爺臺山反擊戰司令部政委，在他的動員下，關中的男丁全部上前線配合作戰，婦女在家做軍鞋籌軍糧，馬欄的男女老少齊心協力支援前線，粉碎了國民黨挑起內戰的圖謀，維護了來之不易的勝利局面。

習叔叔是關中分區文教事業繁榮的奠基人。習叔叔主政關中時期，將文教事業置于同發展生產同等重要的地位來抓。當時關中分區可謂是“文化荒漠”，他采取了加強完小和裁并初小等許多積極有效的措施，推動了基礎教育的發展。此外，他積極支持在延安的高等院校來關中分區辦學，先后有魯迅師范學校、抗日榮譽軍人學校、陜北公學遷來旬邑辦學，為中國革命和建設培育了一批優秀干部和亟需人才。這三所學校因為國民黨的軍事磨擦搬離旬邑后，習叔叔又主導創建了陜甘寧邊區第二師范，并親任校長。在辦學過程中，他傾注了大量心血，戰勝了險惡的戰爭環境和生活中的艱難困苦，成為我黨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話。

此外，習叔叔還非常注重文化和藝術事業的發展，他主持創辦關中分委的機關報《關中報》，對報社提出了“新聞工作就是群眾工作，要堅持以群眾路線為辦報生命線；要以為人民，寫人民，大家寫，大家看”的辦報原則。報社還專門設了讀報組，在田間地頭，利用勞動間隙給不識字的群眾讀報，深得全分區干部與群眾的歡迎與愛護，被《解放日報》譽為“邊區報紙的典范”，群眾贊其為“黨和人民的連心橋”。他還主持組建了關中八一劇團，支持群眾文藝事業發展，涌現了汪庭有、劉志仁兩位特等藝術英雄，《繡金匾》《軍民大生產》從馬欄走向全國，傳唱至今，經久不衰。

03

我的爺爺、大伯、父親和王老虎都是習武之人，爺爺與他舊交甚好，王勁哉正在落難彷徨之際，見到舊友兒子很高興，父親向他講：“我的父親白憲治跟著胡景翼將軍戰死在沙場，兄長白振江帶著一幫陜西老兵在湖北起義，被國民黨槍殺把頭割下來掛在城墻上，震懾我們這些陜西老兵，蔣介石就是個排除異己的奸賊，你現在回南京兇多吉少，還是去延安找共產黨為老百姓打仗好”。經過我父親一個星期的勸說，王勁哉同意與延安方面的人見面，父親通過地下黨秘密將他安全送到延安，王勁哉到延安后在國民黨內部引起極大的震動，蔣介石大罵手下無能，但也無可奈何。

1949年初，我父親白浪滔剛調到耀縣工委半年，正在組建耀縣公安局，習叔叔給我父親要大伯的資料和相片，說要給犧牲的烈士開追悼會。在此期間，因藍田縣土匪猖獗，新政權無法正常開展工作，父親又被緊急調到藍田縣組建公安局并進行剿匪。就把大伯與冷少農（化名許必鈞）1929年2月16日在南京的合影照寄給了習叔叔。1952年父親收到立誠同學董子平的來信，說在西安看到為烈士舉辦的追悼會有白振江，還有他的一些遺物和相片。1953年3月我父母調入北京工作后，老家只有奶奶一人，因烈士是屬地管理，加之西北局撤銷合并，大伯與冷少農的合影照一度不知放在何處，因此造成國家追認烈士時大伯被遺漏，奶奶為此生病。父親多次向陜西省委寫信詢問，期間因父親知道習叔叔工作太忙，不忍因此事打擾他。后來習叔叔知道情況后，不但寫了證明信，還親自打電話到省民政廳跟進大伯追認烈士的情況，責怪我父親沒早點告訴他，說“沒有他們的犧牲，就沒有我們的今天，白振江犧牲的經過周凱告訴我最清楚，我最應該作證?！碑敃r習叔叔已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國事繁忙，仍開具書面證明，1956年陜西省民政廳追認大伯為“革命烈士”。1957年我奶奶到北京住了一段時間，習叔叔來家里看望奶奶，與我奶奶拉家常，夸奶奶是英雄的母親，聽奶奶講起爺爺和大伯的犧牲傷心流淚，習叔叔動情地對奶奶說“我們都是您的娃……”他對奶奶和大伯的關心令我父親畢生難忘。

04

習叔叔生前常對父親說起對父母的思念和愧疚，他把一生都獻給了黨和人民，少時離家革命，現在他終于可以回家陪伴父母了。每次我到墓園看他老人家，都能看到老區人民帶著自家釀的小米酒、布鞋來祭拜他。他是我父母那代人的旗幟和榜樣，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在習叔叔革命戰斗過的革命老區旬邑和馬欄，我也幾乎每年都去，因為這里有父母戰斗過的足跡，更有習叔叔等老一輩革命者們無限的牽掛，我們這些革命后代非常關心這里的發展變化，老區發展的好不好，老區的百姓日子過的怎么樣，都是我們這代人割舍不掉的情懷。我們希望老區有更好的發展，也希望能盡自己綿薄之力，為老區發展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這是對習叔叔和父母親等老一輩革命家最好的紀念。